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九章 5.补过还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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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经过连续两次手术后，周恩来自知已经沉疴难起，来日无多。牵挂他的一桩心事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弥补一下所做过的亏心之事，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当然，这只能看毛泽东的脸色见机行事。


    毛泽东的表态总算是让周恩来稍稍松了口气。除了担心最后落得"晚节不忠，一笔勾销"的下场外，牵挂周恩来的另一桩心事则是想在有生之年尽量弥补一下在政治上所做过的亏心之事，以多少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疚。当然，这只能看毛的脸色见机行事。


    这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武汉的毛泽东为了修补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下令解放当年"因听了林彪一面之辞，而错整了的杨成武"等一批人，让他们在建军节招待会上公开露面。这正好给了周恩来一个为他当年的表现补过的机会。


    事实上，周恩来一直为他本人在"杨、余、傅事件"中的所作所为而内疚于心。自文革运动全面发动以后，杨成武一直是他应付乱局的得力助手。"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后，杨更是因老帅们靠边站而一跃成为军队实际上的负责人，深受周的倚重乃至毛泽东的赏识，曾经一度是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在一九六七年夏天局势最混乱的时候，当时担任毛联络员的杨成武暗中协助周恩来向毛泽东奏了中央文革一本，促使毛不得不抛出王力，关锋等人作为乱局的替罪羊。这不仅成为整个时局的转折点，而且也帮助当时已经焦头烂额的周本人摆脱了政治上的困境。


    然而，当林彪和江青随后联手整杨成武时，周恩来却明哲保身，不仅没有对他援之以手，反而还跟着一起批，说了不少"过头话"，像"永远忠于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等，就是周在批杨的"三?二四"大会上带头喊出来的。对此，周本人一直心中有愧，感到对不起杨成武，以至后来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设法对他加以某种保护。比如，当康生、陈伯达建议组织小型军事法庭秘密审判杨时，周恩来和大概是出于同一心态的毛泽东(杨曾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保驾毛脱离险境)一起把报告压了下来。


    林彪事件后，周恩来趁势提出要杨成武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曾先后写了三次报告，这次毛泽东拍板决定把杨成武解放出来，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可以为当年所作过的亏心之事当面谢罪的机会。为此，动过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专门从医院赶到人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接见杨成武等人的谈话，亲自传达了毛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对"杨、余、傅事件"所作的自我批评。


    "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后，周又特意把杨成武留下来，作了推心置腹的长谈。多年后，杨成武对人回忆了这段往事：


    一九七四年我被解放出来，七月三十一日参加建军节，宴会之后总理把我留下，从宴会厅向北京厅走的路上，周恩来很动感情地说："成武啊，我呀，对下起你了。我啊，在你被打倒的过程中，也说了错误的话，也说了违心的话，我向你道歉，我向你检讨……"我的眼圈湿了。我喊："总理，这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您从根本上一直是想保护我们……" 周恩来用手势止住我，继续说："我要向你检讨，把一切仇恨集中在林彪头上，一切幸福来自毛主席……""成武啊，我还要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周恩来那晚讲话很多，"本来不想跟你说，考虑再三，我还是要跟你说。你大女儿被整死了……" 我怔楞住，似乎挨了一下重击。当我清醒些时，听到总理沉痛的声音："这是我的失职。杨易(杨成武的大女儿--作者注)的事情我知道一些，多好的孩子啊!当时她正在写林彪、吴法宪的材料，还没完成，这是阶级斗争啊。我当时正在准备接待尼克松、基辛格，没有来得及处理这件事情，结果出了悲剧。我已经作出批示：一、不许火化，保留遗体；二、要化妆；三、用棺木埋葬，埋葬后要做出标志、立碑，待你们出来之后，由剑英和空军党委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活不到明年的"八一"了，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查清这件事。今天我向你检讨，你不要告诉你爱人，缓一缓，革命总要付出代价的。"


    同对杨成武的冤案相比，周恩来内心对贺龙的负疚感更大。因为贺龙早已病死于囚禁之中，即使想当面谢罪补过也已经不可能了，何况周本人在这个问题上陷得更深，直接分管贺龙专案，很多事情都经过他的手，如本书前面提到过的代表中央宣布对贺龙采取组织措施、批改对贺龙立案审查的报告等。


    据后来接手负责对贺龙一案甄别平反的纪登奎说，所谓贺龙"通敌叛变"的历史问题，其中的疑点破绽很多，根本经不起推敲，显然是一桩出于政治目的而构陷的冤案。当年审查时，贺龙的老部下写的揭发材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搅混了水，但以周恩来在政治上的阅历和精明，应该不难看出这一点来。为此，周的形象在他的心目中打了不少折扣。


    可是，周恩来当年在经办贺龙的案子时，明知其中有不实之处，却不敢得罪林彪，出来为贺龙辩诬，反而还从所谓"大局"出发，为维护林彪接班人的地位，给贺龙罗织罪名，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其实，周心里非常清楚贺龙的问题是林彪构陷的一桩冤案，所以当林彪一出事，他立即指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山沟里接回北京，并要她"把贺龙同志遭受林彪一伙迫害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报告中央"。


    文革结束后，薛明揭发贺龙被林彪、江青迫害惨死的材料在京城政治圈中广为流传，曾引起很大的反响。为此，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颇有些坐立不安，曾托人带话给薛明，说：要是总理知道这个情况，会难过死的。这不过是试图为自己的丈夫开脱罢了。周本人可能不完全清楚贺龙遭受迫害的某些细节，但也并非一无所知。因为当时各个专案审查小组都定期写有给中央的报告，汇报审查对象的思想、生活、身体等各方面情况，而作为中央文革碰头会牵头人、而且又挂名分管贺龙专案的周恩来应该是可以看到的。况且即便下面的人有意隐瞒真相，又岂能瞒过久经党内斗争的周恩来，他太清楚一旦沦为阶下囚后所处的悲惨境况了。正是因为周心里知道他本人对贺龙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才极力想行所补救，以多少减轻他内心的负罪感。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周恩来有心补过，但是在为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却瞻前顾后，小心翼翼。除了因为当年帮助林彪整倒贺龙的江青还在台上外，更让他顾虑的是，吃不太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林彪事件后，毛为了缓和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曾先后在不同的场台表示过：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要翻案呢!并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当着众人还破天荒地表示："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问题是就在毛泽东的上述谈话中，仍然流露出对贺龙的某种疑心，他在表示要给贺龙平反的同时，还加丁一句："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小心行事，因为毛泽东正话反说、假戏真唱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如果不确实摸准毛的意图就贸然而动的话，反而可能会把事情搞糟。所以，尽管毛发了话，周一开始还是按兵不动，没有急于将贺龙平反的问题提到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是让下面着手做些准备工作，交待当年那位曾咬过贺龙的老干部重新写一份证明材料，以备日后之用。其后，当分管中央组织部工作的纪登奎向他请示如何贯彻毛为贺龙平反的指示时，周也只是表示：不忙，再等等看。


    直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从武汉传回毛泽东关于要抓紧给贺龙恢复名誉的明确指示后，周恩来这才放心，让纪登奎和华国锋为中央起草一份通知稿供政治局成员传阅。他本人则对其中有关评价的地方作了画龙点睛的修改，强调贺龙几十年来曾为党的事业做出过"巨大的贡献"。就这样，拖延已久的为贺龙平反的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周本人也算是了结了一桩心事。


    一九七四年九月三十日，在周恩来晚年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抱病主持了为国庆二十五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周知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主持这样的国庆招待会了，所以想借此机会尽可能多地关照一下在文革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党内外各方面人士，在政治上营造一个大团圆的局面。


    为此，刚刚动完手术不久的周恩来仔细审阅了一份多达两千人的出席国庆招待会的人员名单，阅后又连夜致信代行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建议还应增补进去的一些在各方面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周恩来的尽力运作下，这次国庆招待会开得很成功。劫后重逢的社会各方面代表齐聚一堂，互致问候，百感交集。周氏更是成了人们议论的话题。经过文革浩劫之后，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感觉：周的存在是对极左狂暴的某种遏制和对人们自身利益的些许保护。所以当批林批孔运动发动以后，党内外下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周住院的消息传出后，更是牵动了人心，渴望寻找一个机会表达对他的祝福和敬意。


    当面容消瘦的周恩来出现在国庆招待会上时，人们都站了起来，使劲鼓掌，不断地呼喊："周总理!周总理！"全场沸腾，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前面的人一拥而上，争相向他握手问候；后面的人则翘足远望，甚至不拘礼节地站在椅子上，遥相挥手致意。周在招待会上所作的简短的官式祝酒词，被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


    这样热烈的场面，在周恩来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并不多见，何况又是在唯毛独尊的文革年代。对此，刚刚任政治上度过劫波的周恩来自然在精神上感到某种慰藉-一毕竟公道自在人心，不过另一方面又暗自不安，唯恐惹毛泽东不快。他随即传话要求压低新闻报导的调子，删掉电视纪录片中诸如"敬爱的周总理"一类用词，以免在政治上犯忌。


    毛泽东虽然远在外地，却对京城中的各种动向了如指掌。国庆招待会上出现拥周的场面，让早已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又抓不到什么把柄，因为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做得滴水不漏，口口声声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更让毛不敢小看的是这件事背后所显示的人心向背。本来，毛这次离京赴外地，明为养病，实际上暗中还在起批周的主意，一直在斟酌盘算此举在政治上的风险和得失。


    这次国庆招待会上显露的民心向背，不啻给毛泽东当头浇了一瓢凉水，迫使他认识到，如果罔顾党心民意而公开批周的话，势必激起强烈的反弹，在政治上陷入四面树敌的处境，导致天下大乱。对此，已经年迈体衰的毛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了，当年驾驭文革的那种自信和胆力已经在林彪事件的重创下大打折扣了。


    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从长计议，把公开批周的打算搁暂时置起来。对此，毛曾向身边亲近的王海容等人作过这样的解释：


    "周不是不反，是时候未到。全国人民觉悟不高，对周还缺少认识，现在反周会天下大乱。"。这就是当年在社会上流传很广的那句最高指示"反周民必反"的由来。这以后，由于批周的打算胎死腹中，批林批孔运动也就失去了政治上主攻的目标，不得不草草收场，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