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一段:毛泽东与原配罗一秀的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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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一段:毛泽东与原配罗一秀的亲情 　　毛泽东与原配罗一秀的亲情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

　　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是历史事实，无可否定的。个人的婚姻，本属个人隐私。只因毛泽东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领袖，而且他后来的几次婚姻，都有些是是非非，杯葛不清。于是，多年来，人们对他的第一次婚姻，便生出了一些神秘感。

　　本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老百姓对于“大救星”和“伟大领袖”的第一次婚姻，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大多只知道毛主席的夫人是个“电影明星”，只知道他的前妻被国民党杀害了。

　　青年毛泽东

　　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指毛泽东，编者注)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她”。

　　这段话后来竟然被作为根据，反复引用。一些研究毛氏的学者，为证明毛泽东“不存在”和“不承认”有过这么一次“不合理的婚姻”，可谓用心良苦。笔者愚钝，始终闹不明白，这次婚姻，究竟是有损于毛泽东的伟大形象呢，还是有碍于毛氏后来几位夫人的地位？不然，何以它被无端地扭曲、湮灭，直欲去之而后快。

　　记下的这段话，在不经意间留下了一道难题。

　　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为罗氏正名

　　让我们暂且把斯诺记录的这段话放下，去追寻一下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的元配罗氏，生于1889年10月20日（《韶山毛氏族谱》载：罗氏生于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日丑时），那时农户家的女儿大多没有正式的名字，她的乳名叫秀妹子，因为她在姐妹中居长，所以父母后来就叫她"一秀"或"大秀"。一秀18岁那年（1907，光绪三十三年）坐著花轿，吹吹打打，明媒正娶地嫁到了毛家。她的夫婿毛泽东比她小四岁，但个头比她还高。在毛家，一秀是幸福的。因为罗家也是殷实大户，一秀的父亲罗鹤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的农民。一秀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教，性格温柔贤慧，勤劳俭朴，人也生得体面丰满。嫁到毛家后，她尊敬公婆，体贴丈夫，操持家务，深得公婆喜爱。丈夫虽然由于早婚，开始有些腼腆，后来也非常尊重她，关心她，爱护她。全家都随著她娘家的习惯，叫她"一秀"、"大秀"或"大妹子"，几年来日子过得温馨而又和美。

　　有的人用现代的眼光去观察和衡量历史，说毛、罗的婚姻是"父母包办"、"收童养媳"。试问，在光绪末年谁的婚姻不是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毛、罗两家在互相了解的基础上，由两方长辈订下的这桩婚事，在当时已经是很开明的了。

　　还有人说，一秀比毛泽东大了四岁，这不是他父亲作的孽吗？这同样是一种无知妄说。女大于男的现象，在当时是很普遍的。东北民谣不是说"女大三，抱金砖"吗？在韶山一带，女大于男的亲事多得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就比他父亲大了三岁。毛贻昌为了这门亲事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他当时为了做谷米生意，经常在外面奔波，妻子的身体不好，家里还请了长工和短工。一家子的大事小事，妻子是难以应付的。所以他必须早早地找一个成年了的、能干贤德的大儿媳，帮助妻子操持家务。选来选去，他选中了勤俭贤慧的罗一秀。作为当时一个在乡里颇称精明的当家人，他确实没有选错。

　　在当时当地，这确实是一桩美满的婚姻。对此，两家《族谱》均记载无误。

　　《韶山毛氏族谱·世系表（竹溪支）》载：廿派，贻昌子三，长，泽东……元配，罗氏……（可惜"一秀"这个名字始终没有被承认）；《罗氏三修支谱》载：远雄，字鹤楼……，元配，毛氏，……生女，长归毛……。

　　这里必需说明一点，现存《韶山毛氏族谱》是"民国三十年四修本"（公元1941年）；而《罗氏三修族谱》是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的版本，续修则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两谱续修的时间，都在毛泽东和斯诺谈话和《西行漫记》及《毛泽东传》出版之后。因为远在北地，毛泽东当时大约都未见到。

　　有意思的是，《韶山毛氏族谱》中在罗氏的条目下，还记载著这样一件事："子一：远智（承夫继配杨氏子为嗣）"；在"继配，杨氏（作者按：即杨开慧） "下，亦有"子四：长远仁、次远义、三远智（与夫原配为嗣）"一句，以与前面相照应。按毛氏辈份，从十五世起，是祥、恩、贻、泽、远五派，"远"字辈即毛岸英这一辈了。远仁即岸英，远义即岸青，远智即岸龙。这里说的"过继"一事，是因为罗氏无出，故将岸龙过继给她为子。主修这一版族谱的是毛麓钟，他是韶山的第一个秀才，满腹经纶，在蔡锷部下任过职，有一定的新思想，光绪末年回故乡家居时，做过毛泽东的老师，指导他读过一些新书。论辈份，他是毛泽东的堂兄。但他不属"竹溪支"，而属东茅塘那个支脉。"岸龙过继"的事，究竟是否和毛泽东商量过？抑或是毛麓钟先生出于一种伦理上的考虑（作者按：旧时修谱，凡内室无子先亡者，可将兄弟之子兼祧其下，以示尊重，以慰亡灵，并无实际意义），在谱中自作主张写下这么一笔，现在已经无法考究了。

　　两谱所载，足可证明：毛、罗两家对这桩婚姻，都是严肃而郑重的。

　　949年毛泽东与毛岸英在香山

　　毛泽东曾在罗家尽半子之劳

　　事实上，当年的毛泽东自己对这桩婚姻也是严肃而郑重的。据韶山的老人们传说，毛泽东除上述常去岳家帮工，以尽半子之劳外，1911年春去长沙求学时，正是插秧的季节，毛泽东还到岳家插了一行"直移子"（韶山土话，即在大田中插下直直的四行秧苗）才走的。1925年他带著开慧和孩子回韶山从事革命活动的那段时间里，还曾经去炉门前岳家拜望过。1927年元月上旬他回韶山考察的那一次，又曾去岳父家住过一晚，而且次日离开韶山，就是从炉门前走的。

　　1950年毛岸英回韶山时，曾受父亲的嘱托，去炉门前看望过堂舅父罗石泉。（据《罗氏族谱》载：因罗鹤楼五子皆夭，曾将其兄竹楼的次子迪泉过继为子。迪泉于1921年正月病逝。）罗石泉即一秀的堂兄，长毛泽东五岁，早年在毛泽东影响下参加过地下党组织，任过湘潭（韶山）特别区农协执行委员。大革命时期韶山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罗石泉受尽迫害，远走他乡，辗转在洞庭湖滨的华容、南县、安乡等地谋生，直至日寇犯湘，湖区沦陷后，方迁回杨林避难。毛泽东并未忘记这位妻舅，他叫岸英送给舅父一些钱（一说是旧币500万元，一说200万元，也有说70万元、20万元的。送钱属实，数目存疑。——作者注），一筒好茶叶，还邀他去北京小住。但罗石泉患有严重的哮喘病，他答应次年立夏后天气转暖时，再去北京看看"姑爹"，一并治治病。不幸次年春节后他的哮喘病发作，引发肺炎辞世。此外，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时，还曾请他的连襟毛华村吃过饭。按：一秀最小的妹妹五秀，（《族谱》载："五归毛"。即这个老五），也嫁给了韶山毛家，即东茅塘的毛华村——毛泽东近支的一个兄弟。

　　应该说，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倘若他真的"不承认"这次婚姻，他的这一系列行为又如何解释？

　　
　　毛泽东与毛泽覃、父亲、伯父在长沙合影

　　斯诺写的那段话有两处错误：

　　1."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不对。一秀嫁到毛家时，才18岁。毛泽东其时14岁。毛和斯诺谈话时，是凭记忆随口说的。不是毛泽东有意无意地夸大了一秀的年龄，就是斯诺记错了。直到现在，竟然还有论者以讹传讹，说"罗氏"比毛泽东"大五六岁"。是不是罗氏年龄越大，毛泽东 "不承认"这次婚姻就显得越有理呢？

　　2."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也不对。一秀在毛家生活了三年，和毛泽东同桌而食，同室而居，怎么"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这里，同样不是毛泽东夸大其辞，便是斯诺错记。后来更有无聊文人，大概是为了给毛泽东此话作注，竟然说毛"拒绝和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指头"。

　　笔者指出这两处错误，并没有指责当年两位当事人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说，斯诺当年的那场采访，真是难矣乎哉！因为，毛泽东虽然一直在努力学习英语，却始终没有突破用英语对话的难关，而斯诺虽然在北大任教时也学过汉语，但用于采访对话，只怕也是勉为其难，当面对毛泽东的湖南话时，更是如听天音。那时为他们担任翻译的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宣传部长吴亮平。斯诺是用英文记录的，当然避免不了英语的句式文法和词汇的影响。斯诺自己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举了毛泽东说"鸡"、"湖南"、和"一碗茶"的"奇怪的变音"作例子，来说明他们这场采访的困难。而且，他后来也是用英文写作的，再后来才由英文本翻译成中文。这采访的困难加上翻译的准确程度，其间出现一些差错和谬误，原是可以理解的。
　　1919年7月毛泽东（右一）创办《湘潭评论》时与弟弟毛泽民（右三）、毛泽覃与母亲在湖南长沙合影。

　　罗氏之死和《虞美人·枕上》

　　罗氏是1910年春患痢疾去世的，其时她还不满21岁。对于妻子的死，17岁的毛泽东心情是悲伤而又复杂的。

　　从9岁（1902年）开始，毛泽东开始进私塾读书。到1910年这个时候为止，他先后换了五所私塾，师从过七位有学问的先生。八年私塾教育（包括他在"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的半年，和在毛麓钟家里读书的那段时间），毛泽东不仅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也读了许多"新书"和"杂书"。17岁的毛泽东心高志远，显然，群山环抱的韶山冲已经关不住他的心了。当年他对斯诺就坦然说过："《盛世危言》激起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这是一场守旧的父亲和奋进的儿子之间的矛盾，从本质上讲，它比少年毛泽东因为父亲骂他"懒惰"而闹到以跳塘投水相要挟那一次要深刻得多。

　　作为一个在十几年间凭著自己的勤劳和精明创下了一份家业，由农民变成米商的毛贻昌，希望自己的长子继承父业，积敛家财，光大门庭，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他不知道，他的饱读了诗书和已经开始接触新思想的长子已经是"少年豪气在天边"了，他要走出韶山，冲向他心中的天国，去拼搏，去闯荡。父亲的主意和自己的志向所形成的尖锐矛盾，折磨著年青的毛泽东。他知道，要在"职业选择"上反对父亲的主意，绝非易事。当父亲正式提出要送他去湘潭米店当学徒时，毛泽东痛苦极了。对他来说，这正是他人生的十字路口。读书与学徒之争，在这个家庭中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一秀健在的时候，年青的毛润之当然会给妻子谈起这些。贤慧的一秀以她在娘家所受的家教和文化薰陶来看，也是会从内心支持丈夫的。据现有资料，一秀患的是痢疾，死亡的时间是正月初二。一位内科专家告诉笔者说，痢疾高发期在夏秋之间，冬春之间患痢疾的极少。但如果患的是中毒性痢疾，在当时偏远农村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七天左右便可导致死亡。她病重时，正是农家准备"过年"的时候。毛泽东寻医问药照拂妻子，小两口在病榻间贴心的交谈，都是可以想见的。如今，惟一能说几句体己话的妻子已离他远去。丧妻之痛和选择人生道路的忧烦从两面同时向他袭来。一个17的少年的心，要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该有多么残酷！

　　《虞美人·枕上》应是一秀去世后不久之作。这不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无病呻吟。陆游、苏轼那些悼亡的名篇，此时必然在毛泽东的心灵深处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尽管他的文笔还略嫌稚嫩，但八年的古文功底已经足够让他作这样一次倾诉，一次呼号，一次喷发。

　　经过春夏将近半年痛苦的煎熬之后，毛泽东终于坚定了"恢复学业"的决心。他知道，对父亲硬碰是不行的，必需说服他支持自己。据说，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趁父亲外出经商即将回家的机会，称肉买酒，准备了一桌酒饭，把毛麓钟、毛宇居、毛岱钟、周少希等有学问的老先生都请来，（有人说，应当还有他的表兄王季范）。这些人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大多做过毛泽东的塾师。他们都觉得毛泽东聪敏好学，闳中肆外，志存高远，才堪大用。待毛贻昌一到家，老先生们几乎众口一词，赞成让毛泽东去湘乡读书深造。毛贻昌毕竟也是见过世面、通达事理的人。韶山人有句俚语：没媳妇留崽不住。他内心明白，儿媳死了，儿子去意已决，再也没有什么办法留住他了，不如听从这些有学问的本家长者的意见，让他出门求学，也许儿子日后能干出胜于做米店老板的大事来。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毛泽东胜利了。这年秋天，他背起简单的行装，走出了韶山冲，走向一片崭新的天地。故至今韶山还有老人说，倘若罗氏不死，毛泽东当年可能就走不出韶山冲——这当然只是老人们带有宿命色彩的一种街谈巷议罢了。

　　附：

　　《虞美人·枕上》　一九二一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